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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三仓心理学
生育行为涉及生理条件、经济水平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对个体的身心健康有重要影响。除了生育子女带来的直接的身体伤痛(妊娠并发症、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等)以及短时间角色转变和家庭结构改变带来的综合性的生理心理不适(如代孕后疲乏和代孕后抑郁)之外，经济因素(如父母经济地位变化、子女结婚花费等)和社会文化因素(如“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母凭子贵”以及隔代抚养等)也会对生育后父母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未来研究主要方向应聚焦于性别和文化差异、从生育行为三维度(时间、性别和个数)的分析、现代社会对生育文化的冲击以及改善父母身心健康的举措。
孩子是父母最大的快乐和悲伤的源泉。许多父母认为抚养孩子是他们生活中最幸福、最令人满意的事情之一，也是最有压力和最具挑战性的事情之一[1]。学界对“生育对父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一主题的探讨遵循三种模式：第一，在父母和非父母间比较相关指标；第二，考察在转变为父母的过程中，父母心理指标的变化；第三，比较了父母和孩子在一起时的情绪和情感体验和在其他活动中的体验[1]。无论哪一种模式下，得到的结论都表现出复杂性和不一致性。例如，在父母—非父母的比较模式下，有研究发现，父母报告的幸福感低于非父母[2]，而另一项研究的结论则相反[3]；在转变为父母前后比较模式下，有研究表明，在代孕期间和孩子出生后，生活满意度会提高，但在2年内会恢复到代孕前的健康状态[4]。然而，其另一项表明，随着个人压力和婚姻压力的增加，新父母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后感到增加的幸福感在第一年内就会消失[5]。还有一项元分析发现，孩子出生后，父母报告的生活满意度先升后降，但积极情绪总体是上升的[6]；在活动比较模式下，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按积极体验排序，儿童保育在16项女性日常活动和18项男性日常活动中的排名都靠后或居中(12/16，9/18)[7]。然而，另一项研究则发现，与其他日常活动相比，父母照顾孩子时的积极体验更强[3]。
对先前研究结论的梳理可以发现三点问题。第一，有关生育对父母的影响的研究忽略了生理因素，缺乏对身心健康的整合考量。另一个相关的问题，缺乏对生育对父母身心健康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区分。生育包括“生”(分娩)和“育”(抚养)，前者往往对生育主体造成直接的生理心理影响，而后者则涉及更多社会互动过程。第二，造成先前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是各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不同，而影响结果的控制变量，大多与社会经济地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个体收入等经济因素有关[8]，因此，结合经济因素的考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生育影响个体身心健康的机制和路径。第三，先前这些研究结论的得出基本上是基于西方被试的群体，同时，这一领域的综述类文章也以西方国家研究成果为主，缺少中国地区的研究样本。中国社会特有的一些文化观念和习俗，如“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母凭子贵”、彩礼和嫁妆、帮子女照料孙辈等，使得适用于西方人口生育问题的成本效用理论在理解中国人的生育行为上并不具备充分的解释力[9]，之前在无子女老人的心理健康状态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了中美群体的差异也为此提供了侧面的佐证[10]，但尚未涉及具体机制的说明。
总之，生育行为作为生命史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决策[11][12][13]，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拟全面梳理生育对父母身心健康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重点补充中国相关研究结论，并将生理、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的视角贯彻其中，以便深入理解生育对于父母健康的影响及机制，为改善和提升为人父母者的身心健康提供依据和参考。
生理视角
生育对身心健康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女性身上。除了危重的妊娠并发症以及代孕后疾病外，正常分娩对女性代孕后身心健康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盆底肌损伤带来一系列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代孕后疲乏和代孕后抑郁。
1.1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
盆底肌肉(PelvicFloorMuscles，PFM)是一群封闭骨盆底的肌肉，支撑着子宫、直肠和膀胱等盆腔脏器，对维持盆腔脏器一般生理状况和功能有特殊意义。盆腔功能障碍性疾病(PelvicFloorDysfunctionalDiseases，PFDS)因盆底支持组织薄弱引发的盆腔器官位置或者功能异常，主要表现包括尿失禁、粪失禁、盆腔内器官脱垂、盆腔疼痛等。一方面，在孕期雌激素的作用下，盆底肌胶原蛋白纤维松弛，同时受到不断增大的腹部对其长期的压力，使其处于失衡状态；另一方面，分娩(尤其是自然分娩)过程中，胎儿在经过产道时对盆底肌造成剧烈的撕扯和牵拉，均易导致代孕后妇女受到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困扰。它虽不威胁生命，但严重干扰患者的社交活动，对个体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全球范围内有40%到60%的成年女性受到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困扰[14]，我国也有40%的成年女性受其影响[15][16]，并且随着年龄增长有患病率增多和患者症状加重的趋势[17][18]。
1.2 代孕后疲乏
代孕后疲乏(Post-partumFatigue，PPF)是一种无法抗拒的筋疲力尽的感觉，伴随着个体的体力劳动及脑力劳动能力低于正常水平[19]。这是一种病理性的多维度的表现，使女性感到消极、不舒服、不能发挥正常作用[20]。Giallo等发现在分娩后第一年会有70%的女性发生代孕后疲乏，18个月后，仍有52%的女性在代孕后疲乏中[21]。引起代孕后疲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22]。生理方面，代孕后伴随着失血、体重丢失、内部器官的变化以及伤口修复等正常生理变化，会引起代孕妇更多的疲惫感。病理方面，贫血、感染和甲状腺功能障碍是三种常见的代孕后病症，疲乏是贫血的一个主要症状，尿路感染的女性会抱怨疲乏，疲乏也是甲状腺功能障碍的表现。心理方面，代孕后代孕妇面临着角色的转换，照料婴儿是一项日复一日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比如，婴儿每天8到12次的哺乳以及无数次的换尿布等，并可能带有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尤其对于胆汁质和抑郁质气质类型的代孕妇[23]。此外，生活方式、婴儿照料的难度、睡眠、社会支持等环境因素也是引起代孕后疲乏的因素之一。赵梨媛对南昌市三所三甲医院200名代孕后6周复查女性调查显示，有产褥期疲乏症状的占56%，其中轻度疲乏占34.5%，中重度疲乏占21.5%[24]。
1.3 代孕后抑郁
按照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代孕后抑郁(PostpartumDepression，PPD)，是产褥期发生的抑郁，其表现包括悲伤、沮丧、哭泣、易激惹、烦躁甚至自杀或杀婴倾向等，与一般的抑郁相同，主要临床表现按严重程度排名前五位为自责、失眠、焦虑、悲伤和哭泣[25][26]。代孕后抑郁是一种较为严重的代孕后心绪低落，会给代孕妇和婴幼儿(情绪、智力和行为)的身心健康、夫妻关系、家庭及社会功能造成损害，严重者还会导致精神病的发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Josefsson等[27]对瑞典1558名代孕妇的调查发现，孕期抑郁的发生率为17%，代孕后发生率为18%，代孕后6到8周发生率为13%，代孕后六个月发生率为13%。张颖[28]对武汉市两所医院479例代孕妇的调查发现，重度抑郁占0.84%，中度抑郁占14.6%，轻度抑郁占19.4%，抑郁发生率34.9%。由于测评标准、时间、方法和样本等的不同，我国代孕后抑郁的发生率在7.3%到25.8%之间[26]。甚至新生儿父亲也会患代孕后抑郁，部分代孕后抑郁父亲会对妻子大打出手。在这样的家庭里，配偶患代孕后抑郁的风险增加，子女日后患精神疾病的风险增加。国际范围内，新生儿父亲代孕后抑郁的发生率在1.2%到11.9%[29][30]。赖敏华等[31]在2013年10月至2014年2月对北京某三级甲等专科妇产医院501位新生儿父亲的调查发现，其代孕后抑郁的发生率为7.4%。
经济视角
诸多关于父母身份(特别是父亲)的研究都显示，有子女的父母有着更低的婚姻满意度和更高的抑郁症比例。尽管有关无子嗣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发现，无子嗣与老年人的焦虑和抑郁正相关，但是在控制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有无养老金等经济变量后，这些相关便消失了[8]。这预示着经济因素能够影响生育和父母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最直接的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地位变化、择优培育和养老回报以及父母为子女成家的花费。
2.1 经济地位的变化
生育可能通过改变父母劳动供给影响劳动报酬，进而对父母身心健康造成不同影响。生育对父母劳动力的供给的影响体现出两个方面的效应。其一是专业化效应(specializationeffect)，即子女的出生使妻子投入更多的时间到家庭生活，丈夫投入更多的时间到劳动力市场，这种专业化分工取决于丈夫和妻子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对报酬和在家庭生活中的相对生产力[32]。另一种效应是家庭投入增加效应(homerelativetomarketintensityeffect)，即子女的出生同时需要父母投入更多的时间到家庭生活中[33]。
对女性来说，这两种效应都预示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更少的时间投入和报酬率。生育子女不仅带来直接的身体损伤和负面的心理情绪，而且长期照料的负担也更多由女性承受。一方面，这使得女性不得不减少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供给；另一方面，“心力交瘁”也使得女性更难有较好的工作表现，进而可能有较低的单位劳动回报率。因此，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比男性更有优势，与此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更没有优势。Angrist和Evans[34]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家庭的实证研究发现，对于已有两个孩子再增加第三个孩子的已婚女性，相比于其他已婚女性，她们的劳动供给显著减少；但是孩子数量与丈夫的劳动供给没有关系。他们估计这种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将一直持续到子女13岁。张川川[35]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同样发现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以及在业女性的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显著降低农村已婚女性工作时间投入，但对农村已婚女性是否参加非农就业和非农就业女性的工资没有影响。於嘉和谢宇[36]基于同样的数据，发现生育对我国女性工资率有显著负面影响，每生育一个子女会造成女性工资率下降约7%，即所谓的“生育代价”。这种负面影响随着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变大，并且在高教育程度、从事管理与职业技术工作和在国有部门工作的三类女性群体中更为显著。
对于男性来说，这两种效应的预测结果是相反的。一方面，子女的出生意味着更大的经济需求和抚养压力，由于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对优势，他们需要工作得更多以及提高单位劳动回报率，来提高报酬水平。另一方面，他们同时也要付出更多到家庭生活中。Lundberg和Rose[37]对美国家庭的研究支持专业化效应在男性的劳动供给中占主导地位。他们比较了出生于1950年前后的两组已婚男性，发现成为父亲显著提高了男性的单位时间的报酬率和每年的工作时间，并且相比于生女孩，成为男孩的父亲，这种劳动时间和劳动报酬率的提高更显著。
从资源理论的角度来看[38]，父母的劳动供给会影响其在家庭中的相对经济地位，通常相对经济地位决定了其在家庭事务中的决策权，尤其对于低收入群体。通常妇女更关注与营养、食品、健康等问题，当生育使得妇女劳动供给减少，家庭相对地位下降，在健康相关问题上决定权削弱，无疑会对其健康水平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生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妇女的劳动供给，削弱了其在家庭中的相对经济地位，减少了家庭在营养和健康方面的支出，对健康有不利影响。
2.2 子女成家的花费
父母为子女成家的花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建婚房的花费。在王跃生[39]对冀东唐山市某村的调研中发现，建婚房的花费约占结婚花费的70%，要花费一个家庭8到10年的积蓄，并且有一半的家庭为此借钱，借款也占建房总花费的将近一半，67.01%的借款家庭要由父母独自承担还款压力，21.65%的家庭由父母子女共担，8.25%的家庭由父母和子女分摊，仅有3.09%的家庭由子女承担。其二是彩礼花费。尽管结婚由男方向女方送彩礼是我国千年来的风俗，作为订婚礼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被写进所在朝代的律令之中，对于调节男女双方的经济利益，规范婚姻行为起到积极作用[40]。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彩礼逐渐成为男方家庭沉重的负担。在经济水平普遍偏低的状况下，婚姻市场中彩礼的差别并不大，都在一般家庭能够承担的范围内。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少数男性的人力资本状况大为改善，绝大部分男性人力资本提升有限的状况下，一个比平均水平差的男性要想结婚就必须拿出更多的彩礼来补偿其劣势[41]。尽管女方一般不会为了高彩礼牺牲女儿婚后的幸福生活，但当家庭必须筹集迫不得已的大额支出时，比如家中有要娶媳妇的儿子、生病、教育等的大额支出时，牺牲女儿的利益以维护整体家庭利益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42]，这也是农村高彩礼的原因所在，并且随着人口流动的范围扩大，高彩礼现象变得更加普遍。其三是婚礼操办的费用，往往存在为面子、讲排场的攀比之风，并且这些一时的、冲动的消费很难转化成未来生活的资本。高额的结婚成本往往会掏空一对有儿子的中年父母的所有积蓄，并且此后还会承担长期的还债压力(尤其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这无疑会对其身心健康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社会文化视角
在传统和封闭的农业社会中，生育关系到人们的生产、养老及宗族的延续，是人们进行文化实践的一部分[43]。这样的文化推崇“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母以子贵”等。在传统生育文化下，生育子女的数量和性别更多满足了人们的社会需要，包括评价、交往和社会支持，这些需求的满足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支持。
3.1 “多子多福”和“养儿防老”
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中的“多子多福”和“养儿防老”观念与男孩偏好紧密关联。男孩偏好在于男性有两方面的重要优势。其一，在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中，经济产出主要依赖于劳动力的不断投入，而男性在农业生产中比女性更占优势。其二，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养老是人们的生存性需求。在严格的父系家族体系和从父(夫)居的社会组织形式中，老者是家庭的中心，家庭伦理强调父慈子孝、尊老爱幼[44]。养儿防老、养老送终与女儿几乎没有关系，都和儿子联系在一起，儿子是养老送终最可靠的资源[45]。因此，在没有生育约束的环境中，家庭采取多生孩子的策略以降低无男性后代的概率。近半个世纪以来，在限制生育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行中，“男孩偏好”的文化在与制度的交互作用中又突出表现为“得子而止”的生育模式，于是“早生也是为了生儿子，多生也是为了生儿子”，即所谓“生活底线”[46][47]。
事实上，子女数和性别只影响潜在照料者的数量，潜在照料者转化为实际照料者还需要其他一些外部条件，比如子女的孝心。然而，杜鹏和曲嘉瑶[48]发现，与“多子多福”相反，并不是子女越多，对子女孝顺的评价就越高，子女数超过3个的老年人对子女的孝顺评价较低；与“养儿防老”相反，只有儿子的老人对子女孝顺评价最低，只有女儿的的老年人对子女孝顺评价最高，儿女双全的老人评价居中。与对子女的孝顺评价类似，老年人对自己健康水平的评价也与传统观念悖离[49]。陈卫和杜夏[50]基于199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发现儿子和女儿对生活照料都有显著影响，并且随着存活女儿数的增加，老人的生活和健康状况更好，但存活儿子数对其没有显著影响。
3.2 “母凭子贵”
传统社会中，生育满足了人们的社会支持需求，包括日常支持(如婚丧嫁娶、建房、农忙等事务中的劳务、资金、物资和管理等)；“关系”资源(在熟人社会中，关系是可以影响资源分配的重要资源，可以提供最基本的信任，以互惠的方式为人们带来利益，有明显的功利特点。
首先，在“信息共享”“活动范围有限”“流动性不大”和“成员之间具有竞争性和趋同性”的村落环境下，什么事都逃不过彼此的耳目，每个成员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趋同的压力，得到最基本的评价：肯定或否定、赞许或非议[51]。就生育而言，媳妇过门几个月，会有人开始关注她是否有“喜”；若是一年后仍不代孕，人们就会议论纷纷“这人会不会生?”；若不生孩子，将会承受异乎寻常的压力[46]。这种世俗压力无疑会对女性乃至其丈夫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生育较多的孩子，尤其是男孩，是使关系网得以建立、日常活动正常运行以及建立家族势力的重要前提，因此，生育男孩所获得的尊重和认同也同样满足了人们对于获得正面评价的需求。在农村地区，父母对男孩有更多的功能性期待，而女孩对父母更多意味着将来有一门贴心的亲戚，会在情感上提供比儿子更密切的交流与支持[46]。因此，在传统生育文化浓厚的地区，生育更多的子女，尤其是男孩，将得到正面的社会评价，女性的相对社会地位提升，这有利于妇女的心理健康；反之，对妇女健康更不利，例如，吴莹和杨宜音等人[51]探讨了社会转型中制度与文化对女性生育决策的影响，指出农村妇女生男孩与生女孩之后的家庭社会地位存在天壤之别。
但生育男孩对女性地位的提升有助于增加其家庭决策权，从而通过增加营养健康支出改善健康状况。殷浩栋等[52]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国务院扶贫办2014年7月对5省10县50个贫困村的调查同样发现，第一胎生育男孩或最终育有男孩均会提升妇女在家庭主要事务中的决策权，尤其是在与健康相关的购买日常消费品方面和子女教育方面的决策权，尽管在购买耐用消费品和建房以及家庭借贷方面妇女决策权的提升有限。吴晓瑜和李力行[53]基于中国营养健康调查1993年的数据发现，相对于城镇妇女，农村妇女生育第一胎为男孩，会显著提高其营养摄入量(这里是卡路里和蛋白质的摄入)，减少其体重过轻的风险，对农村男性的营养摄入情况没有显著影响。相比于城镇家庭，第一胎生育男孩会显著提高农村家庭的食品支出额，减少香烟的支出比例。这支持了生育男孩提高了农村妇女的相对地位，而妇女又偏好营养健康方面的支出的结论。
3.3 隔代抚养
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隔代抚养的中老年人比例从2011年的49%提高到2015年的53%，呈增加趋势。关于隔代抚养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并没有一致结论。根据Goode[54]的角色紧张理论，个体在社会中承担着要求不同的角色，使得其在实现角色任务时感到矛盾和困惑。中老年人在照料孙子女时，会占用本来用于自我照料的资源，因此会对其健康有不利影响。相反，根据Sieber[55]的角色提升理论，个体在社会中扮演的多种角色会带来角色特权、角色提升伴随而来的资源增加、角色丰盈和自我满足感增加，这四种收益会抵消掉多重角色冲突所引发的“角色紧张”。中老年人为子女提供孙子女照料，一方面可以减轻子女负担，有利于子女获得更多的收入，是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的保障；另一方面，照顾孙子女可以减少中老年人的孤独感。因此，隔代抚养有利于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较多对中国老人的研究支持角色提升理论，认为为孙子女提供照料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宋璐等人[56]基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相关跟踪数据发现，提供孙子女照料给老年人带来更好的心理健康后果，并且为儿子提供孙子女照料会使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更好，但为女儿提供孙子女照料只对男性老人的心理健康有利，对女性老人没有影响。周晶等[57]基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和美国南加州大学在安徽省巢湖市农村地区2009年和2012年的调查发现，提供持续性隔代照料的农村老年人，尤其是当他们能从隔代照料中得到成年子女的情感支持时，其自陈健康状况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更好。吴培材[58]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发现，过去一年内照料孙子女的经历对城乡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水平有积极影响，主要通过增加中老年人的社会交际、锻炼次数和从子女处获得的净转移支付来实现，且对女性和农村中老年人的影响更大。然而，也有研究发现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尤其是女性(婆婆)的身心健康有不利影响。笑冬[59]描述了在社会转型中最后一代传统婆婆的艰难处境。她们在做媳妇时，要处处受制于婆婆，直到生儿子，其在家庭中的地位才能有一定的提高；当她们做婆婆时，由于性别比例失衡造成男性的婚姻挤压[60]，“能娶到媳妇就很不错了”，由此，媳妇的家庭地位提高，家庭控制权转移给了媳妇，媳妇要求婆婆照看孙子女以获得养老保障逐渐占据上风。
由此可见，社会转型时期，婆婆家庭地位的丧失以及由此带来决策权的削弱对其身心健康有不利影响，当其有更多的儿子以及要照顾的孙子女时，这种不利影响将更大。与此同时，媳妇家庭地位的上升以及由此带来决策权的提高对其身心健康可能产生有利影响，但对男性身心健康的影响还有待研究。
未来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应更多聚焦于生育影响父母健康的性别和文化差异、对生育行为三维度(子女数量、性别和生育时间)的分析以及现代社会对传统生育文化的挑战。
4.1 关注性别差异
生育对于父母的差异化影响已经见诸不同的研究，但仍然存在不一致的结论。如Nelson等人[1]发现比起没有子女的父母，有子女的父母有着更高的幸福感、满意度和生活意义分数。但深入分析后发现，在幸福感和满意度上的差距主要来自于父母身份中男性的分数，女性分数受其影响不大；采用生活事件采样方法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比起无子女的双亲，正常父母有着更加积极的情绪和更好的生活体验，并且父亲们更加享受这份关系。但是，耿德伟[61]基于1999年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在控制子女数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子女数对父母的健康自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对男性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女性，可能因为男性承担了较重的抚养子女的经济压力。然而，刘晶[62]基于2000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调查数据发现，无论存活儿子数和女儿数对老人健康自评均无显著影响。总之，对父母身心健康的不同影响还需要新的数据支持。
4.2 关注文化差异
因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子女对父母身心健康的影响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在犹太教信徒的家庭中，子女会给父母带来较高水平的幸福感，但这可能也与宗教信仰有关[63]。而在英美，子女通常会降低父母的幸福感[64]，在俄罗斯，这种负面影响则较小[65]。而在中国，子女数量和父母的幸福感水平是非线性关系，适量的子女会提升父母的幸福感，但过多子女会降低父母的幸福感[66]。同一国家不同地区文化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例如有研究发现，生育数量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居民幸福感影响显著，但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67]。更多类型的文化差异及文化与其他因素联合的交互影响是未来可以深入探讨的主题。
4.3 关注子女数量、生育时间和性别的影响
顾宝昌(1992)认为，对生育行为的研究有三个维度：数量、时间和性别。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共同影响。有关生育对父母身心健康的影响也不能忽略从这三个方面的考察。例如，朱亚茹[67]基于CGSS的实证研究发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与生育数量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子女性别、不同地区的居民幸福最大化时的生育数量存在显著差异。老年时期的居民幸福感最大化的生育数量高于中年时期和青年时期。生育女孩的居民幸福感最大值和最大值点都要高于男孩。但这类研究相对数量较少。
4.4 关注现代社会对传统生育文化的冲击和改变
首先，现代社会对传统生育文化的挑战一方面表现在物质主义文化对传统习俗的扭曲以及传统生育文化功能得不到兑现。例如，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有“父母给儿子买房”的观念和习俗。随着城乡房价的高企，生育男孩的父母背负着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的经济压力，同时，由于物质主义和攀比之风的盛行，男方的“彩礼”和女方的“嫁妆”成本也日益增高。这类经济压力对于父母的身心健康的影响无疑是负面的。另外，传统孝道在多子女家庭的缺失也导致很多负面“养儿防老”的愿望落空，影响父母(尤其是老年父母)的身心健康。
其次，现代社会的一些观念变化的对父母身心健康具有积极影响。比如，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一方面降低了生男偏好，一定程度降低了女性的生育压力，另一方面也让男性更多地投入到子女的照料活动中，分担了女性的抚养压力，有助于减少女性的家庭-事业冲突。这些新变化和新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的探究。
4.5 关注改善父母身心健康的举措
护理措施的完善和心理疏导有助于改善父母(尤其是女性)的代孕后身心健康。例如，研究表明，优质护理可提高妇女代孕后盆底功能康复效果，改善阴道前后壁膨出、盆底肌力等症状，临床效果显著[68]。而出院后的家庭访视护理，有助于及早发现问题，及早干预，降低孕代孕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从心理护理的角度看，家庭访视护理帮助代孕妇适应代孕后的生理、心理的变化，适应母亲身份的转换，协调亲子关系的作用[69]。围生期中心理疏导能有效减轻代孕妇的抑郁情绪，降低代孕后抑郁症的发生[70][71]。随着学科的交叉融合，各类生理和心理的干预措施将不断开发出来用以改善父母的身心健康，而循证医学的兴起将为这些措施的效果评估提供有力保障。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RK011)。
参考文献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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